〔臺灣茶的意志〕④ 臺灣紅茶的百年遠行

Jun 30, 26

世界紅茶浪潮下的臺灣

1895年，因甲午戰爭所簽訂的《馬關條約》，臺灣成為日本近代帝國主義擴張下的首處殖民地，為了能更加完整地掌握臺灣的各項資源，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1898年上任後，臺灣總督府便投入大量資源，陸續展開各項如土地、風俗與人口等詳細調查，臺灣紅茶即是在殖民政策推動和貿易時勢下所形塑而成的產業。

自臺灣開港以來，茶葉外銷的數量長年居於首位，但當時發展甚早的烏龍茶市場，幾乎被歐美洋行所壟斷，新興的包種茶則在大稻埕茶商手上，藉著地緣與親族網絡將南洋通路牢牢掌握。

20世紀初期，新興茶區如印度、錫蘭等地茶產業的成功發展，使得茶價大幅降低，帶動歐美平民下午茶風潮，紅茶需求量大增，加上印度茶業在發展約半世紀後，茶葉出口量於19世紀末期逐漸超越中國。有鑑於此，臺灣總督府當然不會置身於世界潮流之外，因此目光便轉向當時蓬勃發展的紅茶市場。

1896年，臺灣總督府即有提出相關紅茶研究計畫，並於1903年設立製茶試驗場後，開始試製不同製程之紅茶，希望尋找適合臺灣風土與國際市場需求的紅茶類型，試圖在這座島嶼上建立貿易導向的紅茶產業，且視之為重要的外匯與殖產事業。

魚池與大葉種的扎根

除了官方試驗體系之外，個人背景的茶業投資者和日本大型商社也開始投入紅茶生產。

1910年，曾任製茶試驗場首任場長的藤江勝太郎於東京成立「日本臺灣茶株式會社」，接受臺灣總督府的補助，開始拓展臺灣紅茶的貿易市場，但僅僅維持八年，便被「臺灣拓殖製茶會社」合併。其後的日資則以「三井合名會社」與其品牌「日東紅茶」較具代表性。1910至1920年代期間，三井陸續在現今新北三峽和桃園大溪等地，興建新式大型機械化製茶廠。

另外，初期臺灣紅茶多以黃柑種等小葉種茶樹製作，其風味強度較難與印度、錫蘭等地栽植的大葉種紅茶競爭。在日本政府將紅茶視為重要國策事業，並積極推動的背景下，為取得更符合當時紅茶風味喜好的茶樹品種，日本静岡農試茶業部技師丸尾文雄，於1922年前往印度、錫蘭和印尼等地考察，並帶回大葉種茶樹種籽「Manipuri」，其後成為臺灣與日本茶樹育種的重要種原之一，可惜的是技師丸尾文雄卻在返回日本的途中，不幸因感染熱帶疾病而在臺灣逝世。

1925年5月，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先嘗試使用魚池地區的臺灣原生山茶試製紅茶，結果大獲好評。同年12月，殖產局委託三井從印度購入大葉種茶樹種籽「Jaipuri」、「Manipuri」及「Kyang」等品系，於1926年在平鎮茶業試驗支所、魚池庄蓮華池等地播種試植。並與二位已前往南投魚池庄開發的日本茶商渡邊傳右衛門和持木壯造合作，於當地種植大葉種茶樹，大力拓展紅茶產業。

渡邊農場輝煌時期土地面積達150公頃，曾雇用超過1,000名員工，持木農場也不遑多讓，土地面積逾300公頃，所生產的紅茶更是供應日本當年風靡一時的「森永紅茶」原料之一。

紅茶時代的到來

當時熱絡的世界紅茶市場，因為各產區如英屬印度、錫蘭和荷屬印尼等地，多以現代機械化的方式製作紅茶，大幅提升生產數量，為避免大量紅茶傾銷的情況發生，決議於1933年簽訂《國際茶葉限制輸出協定》以控制供給量與穩定價格。但由於日本未參與協定簽署，臺灣把握時勢填補需求成長下的市場缺口。1934年，臺灣紅茶乘風揚起，出口紀錄即突破300萬公斤，首次超越烏龍茶及包種茶。

臺灣總督府為因應紅茶的蓬勃發展，於1936年由技師新井耕吉郎負責籌設「魚池紅茶試驗支所」，以茶樹育種繁殖、施肥技術改良、研製紅茶等為主要試驗目標。並在1938年建成錫蘭式紅茶工廠，也是目前臺灣僅存的錫蘭式水泥、磚木混造紅茶專用工廠，支所內包含廠房、宿舍、實驗室、試驗茶園等現代化設施。後續又進一步引進泰國「Shan」、緬甸「Burma」等其他大葉種品系，為臺灣紅茶產業日後的育種和發展扎下根基。

1937年，臺灣紅茶出口量達580萬公斤，為二戰前最高峰。自1903年開始試製紅茶起算，僅僅發展約30餘年的時間，就在總督府政策、會社資本與工業機械化的推波助瀾下，使得紅茶成為臺灣茶業耀眼的後起之秀。

雖然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暫時凍結了臺灣紅茶向榮的前景，但戰後國民政府積極獎勵復興茶園，並推動轉型碎型紅茶的生產，更加貼近了世界大眾紅茶的飲用需求。在當時經濟復甦、快速成長的年代，北臺灣的外銷茶區如陽明山、淡水河流域，以及桃竹苗的丘陵與淺山遍布茶園，臺灣紅茶出口量在1965年來到1,290萬公斤，成為臺灣茶葉外銷史上的榮光時刻之一。

但之後印度、錫蘭與南洋等世界主要紅茶產區逐漸恢復產能，臺灣社會結構也因為經濟成長和邁入工業化，製作與人工成本逐漸提高，臺灣紅茶在與其他產區展開成本競爭的情況下逐漸失去優勢。

育種留下的風味印記

而當年南投魚池這個因為風土優勢和政策推動的產業核心，更早就因為日本商社與茶商的離開，逐漸遠離臺灣茶業界的目光。即便如此，距今百年前的先輩們，為臺灣與日本茶產業留下的風土印記也終將綻放。

日本技師丸尾文雄帶回的大葉種茶樹種籽「Manipuri」，最終在靜岡茶試所與日本小葉種交配選育，其中編號「印雜131號」獨特品種香更成為近代日本茶香氣革命的起點，也是現今許多知名茶樹品種如「蒼風」、「ふじかおり」的重要親本。根據1928年《臺灣總督府農業部彙報》的記載，更早於1920年之前，已有將「印度雜種」引入臺灣作為試驗品種的栽植紀錄。

臺灣總督府於魚池栽植的大葉種茶樹「Jaipuri」，也在1973年經單株選育成為臺茶8號，以及1999年由緬甸大葉種「Burma 」與臺灣原生山茶交配選育的臺茶18號「紅玉」，2008年由印度大葉種「Kyang」與祁門交配選育的臺茶21號「紅韻」，2021年由緬甸大葉種「Burma 」與臺茶13號交配選育的臺茶24號「紫韻」，上述品種其大葉種親本，皆可追溯至日治時期魚池紅茶試驗體系所引進與保存的茶樹資源。

尤其是茶改場魚池分場育成的「紅玉」問世，其獨特的肉桂、薄荷品種香，為外銷沉寂近半世紀的臺灣紅茶產業映出一道曙光，更使魚池重新回到世界紅茶的風味圖譜上。「印雜131號」和「紅玉」引領的香氣革命也讓臺日茶業在百年後殊途同歸。

茶籽的百年遠行

更令人意外的是，此時的日本卻有臺灣山茶的蹤跡，日本靜岡縣茶業試驗場的文獻中，記錄了在1930年靜岡茶試所為了茶樹育種，向臺灣總督府索取曾作為紅茶試驗的臺灣山茶之種原，後續將魚池庄蓮華池採集的3,000顆臺灣山茶種籽寄往靜岡茶試所，最終試驗選育出編號為F4的品種，經過臺灣林業試驗所的DNA分析結果顯示，F4的父本為原生臺灣山茶，母本卻是小葉種，但是在臺灣還是日本完成交配選育，目前仍不可考。

如同蓮華池的臺灣山茶與飄洋過海的大葉種茶樹，許多改變都始於艱難而漫長的試驗，或是當下看似微不足道的抉擇，當年先輩們也許無法預知往後的成果，但正是這些跨越地域和世代的點滴累積，為臺灣紅茶產業揉捻出全新的香氣紋理，也連結起臺灣與日本在百年紅茶浪潮中彌足珍貴的風味羈絆。

〔筆者後記〕

去年因參與逃逸線書室「三蘆秀英花」的文史講座，機緣下認識了一位曾在大溪老茶廠工作過的友人。交談過程中，逐漸引發我對三井在臺灣經營茶業歷史的好奇。

若依據臺灣現今已知的文獻，在1925年大葉種茶樹尚未正式引入臺灣之前，三井為何已積極於北臺灣興建新式機械化茶廠？在當時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他們又是如何評估臺灣紅茶產業的發展潛力與投資風險？而百年前茶園所栽植的茶樹品種、參與其中的人事與產業決策，又與今日我們所熟悉的臺灣紅茶風味存在著什麼樣的連結？

帶著這些疑問，藉著紅玉採收之際，特地走訪了一趟魚池鹿篙，也重新梳理臺灣紅茶發展的歷史脈絡。返程後，我將心中的疑問與整理出的資料再次檢視，並聯繫長年研究臺灣茶業史的日本友人須賀努先生。在請教的過程中，得以進一步認識丸尾文雄、渡邊傳右衛門、持木壯造等先輩的事蹟，幫助我後續找尋到許多散落於臺日兩地文獻中的茶業資料。

這些跨越百年的線索，最終串連成為本文的起點。謹此感謝須賀努先生慷慨分享研究成果與相關資料，以及提供交流場域的逃逸線書室和友人，讓我得以循著風味的足跡，重新看見那些為臺灣茶業留下深遠影響的先輩與風土印記。

資料參考：